提起西九，想講粗口。幸好馬家輝當年倡議「西九」這個市井簡稱，令我可以按捺得住，大家也可意會我的脾氣。西九是我切身但又毫不切身的事。我自一九九七年起出任文化政策研究的專職，從藝術發展局到民政事務局，從頭到尾都跟貼事態發展，但我從未參與過西九的政事，公眾諮詢會議沒出席，建築模型更沒瞄一眼。一來無眼睇，二來睇見就眼冤。政府的西九規劃，根本混帳一宗。我以前一直有評論西九，都是從政治、從程序，從沒有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文化熱忱評論過西九。面對這種政府，根本沒機會實現，連聽也不聽你的，談來做什麼？如果不是編輯黎佩芬閑談之間，忽然提議，不如將我的規劃願景講出來，我寧願一直相信，我對西九從來沒意見。
提起，就一把火本年六月三十日，從民政局的研究總監這個虛位退職之後，在家靜靜寫作香港文化政策史。至今寫了一半，年底完成，交託花千樹出版。寫書，除了是要留下點經驗，予來者參考，還是用學術理性來埋藏或埋葬我的怒火。怒火，整整燒了十年。特別是西九，一提起，心頭一把火。
這裏，我放下學術的火筆，用輕鬆通俗的語言，講文化政策，談西九願景。看不看，隨便你。不看，更好。（免得像我一樣的發火。）文化政策是最高段數的政治，今稱「軟力量」（soft ower），可以打通經脈，令人武功大進，也可以廢人武功，取人首級於千里。在世界霸主美國，沒有成文的文化政策（a written cultural policy），然而，美帝的文化政策的執行者，是令人不寒而慄的CIA（中央情報局），以及與CIA 拍檔的一眾基金會。以為我危言聳聽的，可以閱讀桑達斯（Frances S. Saunders）的《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及藝術的世界》（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2000）。為何回歸之後，香港沒有可以拿得出來見得人的、實實在在的文化政策，只有殖民地沿用的四句混話——促進藝術自由、維護多元文化、保護知識產權、支援發展環境？答案一字咁淺，因為香港受到北京統治，除非香港人齊心維護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否則香港不會有體現文化視野（cultural vision） 、文化權利（cultural rights）與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的文化政策。所以，拜託，以後不要追問港府的文化政策，令高官難做人，好麼？
「官督商辦」與「商督官辦」
我記得，大建築師何弢先生講過，「冇passion，唔好講文化。」前朝的老董，滿腔熱誠，西九文娛藝術區是他主力倡議的。可惜他沒見識，他的致命傷，是迷信商人的能耐，鄙視文人學士，不相信搞文化建設原來也要有點學術斤兩的。
西九那塊填海地，舊殖民地政府的本意，是瘋狂賣地賺取政費之後，良心發現，要紓緩臨海舊區的環境擠逼，弄一個大型海濱公園，令大家透透氣。以前政府在九龍的新填地，是舊區的伸延，社區、生意與街道，新舊打成一片，大家多了地方用。以致大家今日走到油麻地、大角嘴、長沙灣一帶，都不察覺那是新填地，那是巧妙的、新舊區之間的無縫連接。這種以民生為本的老式填海取地政策，在回歸前後放棄了，換來的是為豪門大戶圈禁土地的新填海政策。目前靠近西九的臨海填地，已經建了隔絕舊區的高速車路和屏風豪宅（擎天半點、凱旋門之類），成為有錢人的租界，以前新舊區無縫連接的規劃思維，無從實現。在西九建一個人民公園來補償，為市民增添公共空間，是最基本的社會公義。
不知怎的，後來人民公園變成賣靚地、撈政費的商住區域，後來也不知怎的，旅遊協會（今稱旅遊發展局）隨便搞了個遊客調查（做學術的都知道這類調查有何意義），說訪港遊客期望在香港看演藝活動，於是便提議在西九建一個綜合演藝場地，長期上演香港的首本戲碼和國際演藝。注意：只是一個場館。這確是合理的提議，旅遊協會還是有點理性的。不過，在同時，規劃署的調查說，香港缺乏一個水平橫臥式的藝術區。臊主意落到老董手上，有好戲看了！老董有美國商人性格，喜歡think big，一下子將一家綜合演藝場館，發大開來，變成一個文娛藝術區。
老董心目中的藝術，是百老匯、古根漢、龐比度中心與巴伐洛堤。他盲目信任商人，西九規劃的原意，是「官督商辦」，將公共空間化為商人督辦、假裝公共的商業空間，裏面不准菲傭聚集，趕走搞搞震、無幫襯的閑人。商人辦藝術，不是不可以，美國有各大老牌基金會興辦的美術館博物館，日本有六本木與森美術館。香港呢？乜都冇。老董的老友記，美國商會主席問政府取錢，搞過一次億元「維港巨星匯」，效果是：掟錢落海。老董不相信文化規劃是一門專業，結果他成為老友記主義（cronyism）的搖錢樹，熟人向他建議戲曲、水墨、大博物館、大演奏廳等等，文化區成了文化諸侯的封邑（fiefdom）。
他提議的單一招標，以為一個業主管理，就有風格和統籌。他違反了公平競爭，商業知識也太局限。
天可憐見， 由一眾投地的地產商組成一個商團（consortium）來規劃和管理，其功能也如單一業主，這點腦筋，竟然也轉不過來。
地產諸侯與文化諸侯
老董下台，輪到老曾，他是個實際的人，文化不合他的脾胃。目前西九的做法，是賣地埋單；至於文化，貴客自理。誰是貴客？大商家是大貴客，文化諸侯是小貴客。西九管理局，掌權的將是大商家，用的是公帑，唱戲的是幾個文化諸侯。以前的「官督商辦」，變了今日的「商督官辦」。地產諸侯分得豪宅地，文化諸侯分得場館地。這下不是擺平了嗎？
那些文化諸侯說的理據與統計，在文化統計學來看，只是笑話一場。搞戲曲中心還有點道理，有現成的藝術與觀眾，現時的戲曲場地也不合用。興辦M+博物館？在現有的博物館，用M+的策展觀念，搞幾場試試看？一年、兩年？看你能維持到幾時？傑出的策展觀念，與興建一家容納這些觀念的永久場館，是兩回事。西班牙Bilbao 的古根漢，威風了好幾年，到如今，戲愈來愈難唱下去了。龐比度中心，也是疲不能興。德國卡斯魯爾市（Karlsruhe）的多媒體藝術博物館ZKM，有頭威，冇尾陣。以前藝術發展局的主席周永成先生，很懂得藝術，他講過一句評估新場地的至理名言，很市井的： 「新搭屎坑——三日香。」三日之後，人人放低幾招看家本領之後（after everybody left their shit），你搞埋我份。
我的規劃，人民的規劃假如由我規劃，我第一句要提醒大家的，是香港的公共文化，已經過度規劃了。文化藝術界，受夠了規劃之苦。由六十年代的大會堂，規劃了中產精英（移民走了一大半），到後來的大小場館，規劃了社區藝術和小眾藝術，官老爺的文化規劃（cultural planning）已經玩夠了。第二句要提醒大家的，是西九不適宜大搞文化。那兒關山阻隔，遠離民居，缺乏民氣與歷史感，除非有奇蹟，硬要搞大來做，是恆久的維港巨星匯——掟錢落海。
由我來做，西九的公園原意，是補償因賣豪宅地而失去的公共空間。共享海濱美景，是無上的規劃律令（imperative），當這個律令冇到，是埋沒學術良心。財務方面，地還是要賣的，既然現存的屏風樓已經阻擋了舊區，不必堅持全部做公園用地了。限制建築高度，成為一個梯次，令屏風樓不那麼礙眼，也是好的。西九賣地得的錢，是公帑，不應亂花，大部分要回歸庫房，支付醫療、教育、福利等，可觀的一部分，例如三百億元，應成立一個文化基金，一筆是為了西九建公園和演藝場地，另一筆，是注資予現存的文化場館與藝術機構。翻新大會堂，注資演藝學院、藝發局、藝術中心，做創作資助、社區藝術、藝術教育。在新區提升現存的文化會堂，支付康文署員工的培訓費，安排場館公司化，多招聘合約的專家與管理人才，這些都需要新的資金。
Outgrowth 與Spin-Off
西九公園內，只需興建一個與黃土綠地藍海風格相呼應的一個特大型的綜合演藝場館，興建費用務必要低，以備將來要拆。大型場館，是暫時替代尖沙嘴文化中心的功能之用，並且多加幾個小場，建成之後，將現時的文化中心拆去，重新興建，那兒是上佳的演藝場館地點，必須鎮守住，不要分心。大型場館的演出，是容納現時各場館超載、溢出的藝術活動，稱為outgrowth，在大型新場地上演，可以保證若干觀眾（也只是若干而已！）。大型場館之外，是清純的綠野、樹林、小徑，而不是鬼五馬六的文化建設。
大型場館如果成功，待之以年，市民喜歡看，藝術家有意思搞、有本領搞，就可以spin off，在其他預留的草地上，興建其他新場館。這是符合文化生態的規劃，人民自主的規劃。萬一大型場館失敗，香港藝術家無力回天，待尖沙嘴的文化中心重新建好之後，將之改變用途，或拆掉更好，將土地還給大地與人民。
在微風、樹林、鳥獸和大海之前，藝術家要懂得禮讓。比起大自然，比起在公園坐椅上打盹的老人，藝術家是什麼？我也是藝術家，我很狂傲，不過我也有謙卑的時候。
原刋於2007年9月16日《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