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王慶鏘

「……再說，張叔平專題的另一部作品《似水流年》（1984，嚴浩導演）的拷貝，也是要從柏林運送過來香港。」

觀眾一陣騷動。「嘩！不是嘛！」

「這聽上來是不可思議，卻是事實……」

四月十一日下午三時，我代表香港國際電影節到影藝戲院，向觀眾解釋和道歉。放映的節目是《春光乍洩》（1997，王家衛導演）。幾個月來，電影節的同事和片主澤東公司到處奔走，向全世界打電話發電郵，希望可以找到一個較理想的拷貝。最後，從荷蘭運送來了兩個拷貝，挑了較好的一個放映，但離開理想還是十萬八千里。觀眾聽了這個小故事，都不明白為什麼一部片齡才七歲的香港電影竟沒有一個像樣的拷貝留在香港。

流失中的香港電影文化

《春光乍洩》和《似水流年》在香港找不到理想的拷貝，展示出一個嚴重問題的冰山一角：香港的電影文化資產正在我們眼前流失。它們都是重要作品—前者獲當年康城影展的最佳導演獎，後者是探討香港和中國的關係的傑作—怎可能出現這個情況？

香港政府在一九九三年成立香港電影資料館，目的就是搜集和保存香港電影。可惜，礙於資源嚴重不足和地方嚴重不夠用，資料館的搜集拷貝工作一直局限於「粵語片」；七十年代以後的「港產片」則未能有系統地進行保存。換言之，這三十多年來拍過的幾千部電影，不管是好的還是爛的，都在一一流失和損壞。我們不是要癡癡地等多三十年，然後再去搶救吧？

其實，早在八十年代籌備成立香港電影資料館期間已經提出過一個既方便又有效的方案：讓電影公司公映新片時多印一個拷貝供資料館保存。最後卻不了了之，原因好像是印製拷貝的費用該由政府或電影公司負擔的問題談不攏。時至今天，這個方案仍然合情合理。印制一個新拷貝的費用不過兩萬元，而一部商業製作的成本動輒也要七八百萬元，兩萬元真的不是一個大數目。至於經費短絀的低成本獨立創作，印製這個拷貝的費用則可由有關的政府部門或法定機構負責。

《似水流年》的拷貝是從柏林的「德國電影資料館之友」（The Friends of the German Film Archive）借來的。這個團體於一九六三年由烏力克和依麗嘉．格雷爾（Ulrich and Erika Gregor）夫婦在經濟條件不足的情況下創立（他們也於一九七一年創辦了柏林電影節的「新電影論壇」單元）。德國電影資料館之友擁有自己的場地Arsenal電影院，除主辦放映活動以外，也搜集拷貝：當中有買的也有導演和片主送的。幾十年下來，至今已共收藏了八千部電影的拷貝。電影節期間，格雷爾兩位老前輩來港擔任評判，也談到了香港電影流失的問題。他們認為，經驗所得，最有效和直截了當的方法是立法，規定電影公司交一個新片的拷貝給電影資料館存放。至於有關的細節，如印製拷貝的費用、翻新維修、版權與拷貝自用及外借等問題，都可以在法律條文和附件裏訂明清楚。

調撥資源、合力搶救

至於搶救正在流失中的「港產片」的工作，該由政府另撥預算給電影資料館去進行：搜集和印製拷貝、增加人手與添置片庫。由於建築工程再三延誤，從啟用的第一天開始，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地方已經不敷應用。聽說過有電影公司想把拷貝和其他材料送給資料館，卻因為地方不足而要婉拒。特區政府在五年前創立的電影基金已於本年三月三十一日屆滿，原有的一億元基金被政府於二○○三年三月調撥了五千萬元去設立「電影貸款中心」，其他項目則用去了約四千八百七十五萬元，即餘下約一百二十五萬元。這點款項不知道還給了庫房沒有。如果沒有，大可以交給資料館，用來購買和印製近三十年來重要的香港電影的拷貝，以濟燃眉之急。如果已經還了，那就更應該好好調撥更多資源去建立一個系統，持之以恆地保存香港的電影文化。

話說回頭，在布魯塞爾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主辦了一個題為Hong Kong Film Panorama的電影節，共十四部電影從三月開始巡回歐洲，影片包括大公司出品的《無間道》、《金雞2》、《玉觀音》、《大隻佬》、《戀之風景》和獨立的《福伯》、《妖夜迴廊》等。經貿處出錢印製新拷貝，到巡迴過後，電影公司可以選擇把拷貝交給資料館保存。聞說樂意這樣做的公司和片主也有好幾個，顯示在政府部門和電影業界內都有人願意為保存電影而出力。

但最令人鼓舞的是四月十一日影藝戲院裏百多名觀眾的疑問和關心。香港電影是香港文化的奇葩，是香港文化與全球文化接軌的重要橋樑。這點大家都明白，也引以為傲。也正因為這樣，當他們聽到香港電影正在眼巴巴地流失，才會驚叫起來。也許現在最需要的是有心人穿針引線，結合電影業界、電影團體、商界與民間、有關法定機構和政府部門，一方面進行立法的工作，另一方面籌集基金去搜羅和印製七十年代以後重要的香港電影的拷貝。這項工程或許困難，或許容易，但總之就是刻不容緩的了。

原刊信報財經新聞 2004年4月30日